2025年11月1日刊| 总第4137期
初冬的北京电影学院，一场关于文学与电影的深度对谈在主持人杨蕊的引导下展开。
对谈的双方，一位是以先锋文学闻名、被誉为“像上帝按着手在写作”的作家孙甘露；
另一位，是擅长现实题材、编剧作品包括《亲爱的》《夺冠》等的张冀。
他们的交汇点，是孙甘露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历史小说《千里江山图》，已经由张冀改编成电影剧本。
这场对谈，是一次从文学与电影两条路径共同解剖作品“心跳”的精密手术。
重构现场：历史的质感
孙甘露从《访问梦境》的语言实验转向《千里江山图》，是一次“心性的再出发”。
他坦言，这篇的灵感源于一次的党史学习，而非虚构想象。小说讲述了1933年农历新年前后，我党一批年轻的者秘密行动，将浩瀚同志从上海转移到瑞金的艰险旅程。
孙甘露强调，小说并非谍战类型的再生产，而是对“历史真实”的文学性复原。
他采访龙华烈士纪念馆，请教多方专家，甚至为了一句“海参崴是冻港还是半冻港”反复考据。
他提到，书中人物说“申报纸”是当时市井对报纸的俗称，但为适应当代阅读习惯，他最终选择简化处理。这种在历史真实与当代阅读习惯间的审慎权衡，体现了创作者对历史与读者的双重尊重。
这种“自找麻烦”的考据精神，在编剧张冀那里得到了热烈的共鸣与延伸。
小说开篇的“四马路菜市场”，成为张冀进入1933年上海历史现场的入口。
“我顺着四马路，看四马路的方位和空间，就发现那儿有个电影院，楼下还有游乐场。”
他通过查证史料发现，孙甘露笔下那个“凋敝的游乐场”完全符合历史真实。因为当时电影院的兴起冲击了传统游乐场的生意。
“孙老师写到菜市场对面那个大楼的顶层有一个游乐场。我查上海的资料，发现当时游乐场的生意已经凋敝，很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电影院是全上海最红的，所以冲击了游乐场。”
他惊叹于孙甘露对于小说环境构建的真实，“我发现孙老师的下笔处没有一处是乱编的，它是有联系的。”
当上影厂将《千里江山图》递到张冀手上后，他几乎一口气读完。吸引张冀的，并非惯常的谍战奇观，而是其中“人”的温度与“城”的肌理。
在张冀看来，《千里江山图》的小说最大魅力不在于悬念，而在于“普通人”。
小说中的“普通人”有职业：房产经纪、小学教员、饭店老板……这些生活身份让他对1933年的上海有了想象。
张冀查阅史料、翻看纪录片、走访旧址，他发现当年的上海距今日并不遥远。那时房租昂贵、掏粪工收入高、街市喧嚣如旧。
“那种生活逻辑太像现在的北上广了。于是我觉得它跟我是有关系的，跟我们是有关系的，跟（现在的）观众是有关系的。”
因此，张冀的改编策略并非将小说戏剧化，而是寻找文学叙事与影像叙事之间的共鸣点。在他看来，《千里江山图》之所以能跨媒介，是因为它的情感厚度足以支撑结构的变化。
“从我的角度来说，我不是仅仅看一个谍战小说的故事，或者类型。我看到的是上海，看到的是1933年中国人如何生活，以及1933年那帮年轻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，以及他们如何能在这个城市完成这件事。这就是我对小说改编的兴趣。”
重构人物：血肉的质感
孙甘露擅长为人物看似崇高的行为，找到最朴素、最可信的心理支点。
他以书中角色卫达夫为例，深刻剖析其以赴死之心，扛住最严酷的审讯的心理依据。
孙甘露从生活最底层、最朴素的愿望挖掘卫达夫的动机：一个来自江淮贫穷家庭、在上海金租处跑街，见过世间繁华的年轻人，最大的愿望是让从未见过窗户的父母“住上带窗户的房子”。
进而，他将小说人物的选择建立在对人物心理依据的剖析上面：
他还捕捉人物在极端环境下的“游移”与“不确定性”，认为这才是真实人性的流露。他提到我党情报人员曾将重要信件遗落在咖啡馆的史实，指出“人都会恍范儿，会有差错”。
孙甘露将创作提炼为一个精妙比喻：“创作在某种意义上，就是我们在给世界配音。”他解释说，创作者的任务是从芸芸众生中提取故事，赋予其意义与情感。
张冀从观察中提炼出“臣服于生活”的方。
他分享了电影《亲爱的》创作过程中，一位丢失孩子的父亲给他带来的灵魂震撼。
“他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在他的手上走失了。他跟我们聊他的感受，他会说到之前有很多骗子，看到公开广告就会骗他，第一年骗，第二年骗，他被这些骗子搞得东奔西走，他已经很偏执了，被这件事搞得有点疯了。”
这位父亲在被骗子屡屡欺骗后，说了一句让张冀永生难忘的话：“第三年就没有人骗了，这个时候我希望有人继续骗我。因为有人继续骗我，就说明还有人没有忘记这件事，还记得这件事。”
这句充满悖论的哀鸣，将张冀完全击溃，“这句话是最好的电影台词。”
另一个细节来自一位苦闷的青年，他每天去永安百货称体重，以此确认自己的存在。
张冀说：“这种存在的方式，它是画面的，它是人跟物的接触，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象征意义的。”
他强调，塑造人物必须紧扣时代。在《三大队》的田野调查中，他注意到刑警的“本土主义”思维在技术普及后失效。他说：“你写这个人，实际上就是在写后面那个时代。”
孙甘露通过深度的历史考据与心理剖析为人物“立主脑”，张冀通过极致的观察与倾听为人物“密针线”，尽管路径不同，但他们都抵达了同一个核心：让作品中“人”回归到生活中“人”的尺度。
重构叙事：控制的艺术与角度的哲学
孙甘露在《千里江山图》中追求“陌生化”，但不是为了制造障碍，而是为了激活读者的感知。
他清醒地意识到，在复杂情节中，叙述必须做减法，以维持清晰。
“文字叙述层面上不能再做文章，你要尽量把它做到最简化。”
他以监狱戏为例，指出叙事的智慧不在于隐瞒，而在于如何在信息透明的前提下维持张力。
“读者都知道了你还在瞒着，这个是不成立的。”
张冀指出，当前创作环境追求“快”与“跨类型”，但本质在于节奏感，而非速度。
他提出，电影不是以“维度”取胜，而是以“角度”见长，“编剧可以借力，可以用很巧妙的角度。”
而张冀衡量一个“角度”好坏的标准，则指向了叙事艺术的核心。
“我觉得⼀切好的类型或者电影、小说，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点传记性。如果是好的作品，人物必然好看，特别是在文学性上、在思想性上，人物⼀定是会有点传记感、传记性的。”
他阐释道，“你写了人就是写了时代。”这句话掷地有声，无论技术、节奏如何变迁，能够承载人性光辉与时代印记的“传记性”，才是故事心跳不息的终极源泉。
重构本心：慢的哲学与AI的挑战
孙甘露的“慢写作”哲学在快时代中尤为珍贵，“根本上它不是一个选择，是一个天性。”
他鼓励年轻创作者尊重自己的节奏，不必与时代较劲。他引用奈保尔对福楼拜《萨朗波》的批评，强调写作需要消化与节制，而非堆砌材料。
张冀坦言自己在高压创作中难以松弛，但他积极面对AI的挑战。他在参观AI工厂时，从一张“希望食堂的宫保鸡丁多一点鸡”的纸条中看到“人”的温度。
“AI会重塑行业，但也会为适应者创造新的机会。”
孙甘露以汽车比喻AI：“有了汽车，人怎么跑得过它？你不担忧这个事情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谁开车开得好。”
在这场对谈中，孙甘露与张冀展现了两种创作路径：孙甘露相信“慢中有深”，张冀相信“快中有真”。
《千里江山图》的文学与电影改编，预示了文学与电影并非相互替代，而是互相救援。文学提供深度，电影带来触达。在信息洪流的时代，他们仍在寻找那一声最本真的“心跳”。